再严厉的父亲，也有他温柔的一面。
在七岁之前，我对父亲有印象的记忆只有两回，却温暖着我整个年少时光。我出生后，父亲就离家去了大兴安岭学木匠。学徒三年，吃住全在师傅家，三年满师，艺成归乡，我已经快四岁了。这是我所记得和父亲的“第一次”见面。这次回家，他带回来一种叫“方便面”的美味，我从未见过。散装的、状如钢丝、黄澄澄的，整整齐齐码在箱子里，调料包连成一长串。他从提包里拿出他的搪瓷缸子，冲满热水泡给我吃。我把汤喝了个底朝天，还忍不住咂巴嘴。那一长串调料包，我每次都不舍得放完。余下的，冲到水杯里，当作饮品跟孩子们分抢着喝。调料水滋润着乡村孩子单调的肠胃，就像雨露霜雪泽溉着贫瘠的土地。
父亲带回来的还有一双毛线袜，是他亲手织给我的。谁会相信，这个从没扶过扫把、拎过锅铲的人，能有这样破天荒的精巧。可我亲眼见他在我眼皮子底下，挑起毛线针，自如穿梭。母亲直到目睹这袜子出自父亲的手，千真万确——绝非别的年轻女人。我乌溜溜的黑眼珠跟着父亲的针脚游移，钢针上上下下，来来回回，穿梭成一列火车，轰隆隆往前开。睡意一点点逼近我，我无奈地被火车甩开，睡着了。大雪盖向我不知道的角落和远方，铺满梦里冰天雪地的雪国山坡，那里的男人不怕冷，人人会织毛线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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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的手巧是不争的事实。木匠有粗木匠与细木匠之分：粗木匠建房造廊，细木匠做桌凳盒椅。粗细之分说的只是类型，木匠本身在手艺上是粗细兼修，而父亲的性情偏不喜欢做精细的东西，桌椅板凳他嫌小，门窗柜床又嫌细，他最喜欢做大件笨件，譬如包装箱、托盘、货柜。他的选择，深藏着他的性格。他看不上小财，又挣不着大钱。他也不喜欢窝在家里，即使少衣缺食也宁可在外漂泊。我是从父亲身上知道，世上有一种男人，不喜欢老婆孩子热炕头，只喜欢无拘无束流浪。他当然疼我，但他一次也没有抱过我，直到如今。
没有抱过我的木匠父亲，就在这次返乡之际，完成了我心中认定的他最为卓越的杰作。
那是一架冰车。
父亲二十四岁，他的锯刃冷锋芒，从院子东南角落榆树上轻松锯下几枝，他不费吹灰之力的样子，让人感觉似在炫耀，仿佛一个刚考出驾照的司机。他削净树皮，把树枝烤干，支起条凳，架起他的推刨，把榆枝刨平整，用錾子凿出孔洞，相互卯榫，严丝合缝成板，再涂上一层乳胶粘合。胶干后，用砂纸一遍遍打磨，直至光滑透亮。刨花和木屑一层层飞落在地上，榆香沁人心脾。他寻来一根细钢筋，铰成两长两短四节，把长的放进红彤彤的灶膛里烧红两端，折弯，嵌进白花花的车板两侧。把短的两节在磨石上磨尖一头，分别钉进两根滚圆齐整的棍中做成双钎。父亲脱光了上衣，他的额头和胸膛有闪亮的东西往下滴，像枝叶上的露，像房檐下的雨。
父亲把我放逐在村头的冰河。我蹲上崭新的冰车，双钎撑地，像泥鳅一样滑了出去。我的冰车白白净净，像刚刚撕掉一层保鲜膜，其他冰车黝黑暗沉，跟孩子手指里的污泥一样。我的冰车让我意识到，我是我自己，我跟别的孩子不一样。有了崭新的冰车以后，我开始认真洗手洗脸了，洗干净手，戴好手套，我才放心去抓我的冰车。村里多是沾亲带故的，往常孩子们从河里回来，先去了谁家，就在谁家的脸盆架上挤成一窝，闹哄哄地洗手，十几双小爪子在水盆里像鱼虾一样欢腾。往后，我不跟他们一起洗了，我只用我自己的脸盆。村头的大娘说：“小木匠的儿子有了冰车，脖儿梗都硬咧。”
漾满冬趣的河面上，快乐从不堵车，日子嗖嗖就溜走了。岸上的柳枝抽出嫩黄时，父亲又要远行了。他下煤矿，开叉车，打铁，铺地砌墙，卖冰棍儿、馄饨、包子和面皮……唯独没再做过木匠。父亲再回来时，我七岁了，这是我和他“第二次”见面。他用积攒的微薄积蓄，把我带进城里，读书去了。城里世界的花花绿绿深不见底，我学会了台球、街机、棋牌，每次父亲把我从台球馆、游戏厅、棋牌室揪着脖领子拎出来，抡起巴掌和拳头揍过来，我都会用一河的冰车原谅他。
我已离开家乡的河水多年。每到深夜人们洗涮沐浴时，我总能听见城里的自来水在墙壁的管道中低沉地呜咽。它在怀念城市之外的万物，我的散装方便面，我独一无二的毛线袜，我无与伦比的冰车。
来源：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
